（繁體版）
<一本書的背後>
數字是能洩露秘密的。譬如說，在人口八千萬的德國有兩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東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國大陸有五百六十四家，臺灣登記著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書以上的其實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國出版了新書共七萬種，相近於中國大陸的六萬三千種和臺灣的兩萬種。
德國有四千六百七十家書店，1996年總營業額是九十六億美元，相近於中國大陸的七十億美元和臺灣的三十二億美元。
把小說和詩製成錄音帶或CD的有聲書，德國人放在汽車裡，一開車就聽一段。每年有三千萬美元的有聲書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淨得工資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書報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過去的一年中買過書，女性卻有56％。在工資較高的西德，一百個人中有二十二個人願意買一本價值超過二十美元的書，在東德，卻只有十三個人願意付這樣的高價。
德國的作家和臺灣作家一樣，靠寫作是不能謀生的。詩人出版詩集一般只印個五百冊、一千冊。散文和小說初版通常是五千冊；能賣到一萬冊的書，就可以稱得上是“暢銷”書了。
數字勾勒出一個輪廓，但是無法表現一個社會的實質。我的朋友克勞斯花了三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托瑪斯·曼傳記。在最後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和他“閉關”到一個旅館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閱稿。編輯本身是個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對作者的內容取捨、文字風格、章節編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評，與作者推敲討論，最後才算定稿。
克勞斯的書總共有一萬多個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編輯，負責將這一萬多個注解逐條檢驗：不只是檢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誤植，還要翻找出每一條的出處，證明注解的翔實確切。編輯代表著出版社的信譽和品質，他必須保證這一萬多條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無心濫植的。
這家出版社還不是一個學術機構，只是一個面對大眾的出版社。克勞斯的托瑪斯·曼傳記也不是專業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題書，兩千頁，面對一般讀者。
兩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數量罷了。出版社擁有什麼程度的編輯、如何對待它的作者、如何製作它的成品，是品質的問題，從數字裡可看不出來。
對自己要求嚴格而且時時在檢驗自己的德國人這幾年又開始憂心文學的前途了。暢銷小說全是美國作家的天下。德國作家是不是“嚴肅”過度、與讀者脫了節？評論家不斷在質問。而數字，又告訴人們文學的領域越來越小：
1963年，純文學書籍占總書目的20.4％。平裝本占總數的6.7％。平裝本中73％是純文學書。
1993年，純文學書籍占總書目的13.8％。平裝本占總數的16.5％。平裝本中44.9％是純文學書。
也就是說，在三十年中，純文學在整體比例中縮減了大約30％，幅度不可謂不小，難怪文化評論者痛心疾首：純文學不再有大眾，只有小眾、分眾了。
可是數字有撲朔迷離的面貌。純文學比例降低了，然而總數卻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國出版的純文學書是5243種，1993年卻是9303種，人口當然還是那麼多。樂觀者可以說，雖然電視電影光碟電腦攫取了人們大量的時間與注意力，德國人閱讀的文學書竟然還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異哉。
我倒不驚訝；在這麼一個喜歡安靜、崇尚深沉的國度裡，文學啊，絕對死不了。德國人性格裡的認真，在我看來，簡直就像豹皮上金黃的斑點，走到哪兒亮到哪兒；是擺脫不掉的胎記。深秋的一個夜晚，我去法蘭克福聽一場作品朗讀。晚上的節目嘛，不管是音樂會、電影或演講，兩個小時也就結束了吧。可是這場文學作品朗讀會，使我終生難忘。在一個小小的畫廊裡，來了大約三十個觀眾，其中有幾個嬰兒像袋鼠一樣趴在年輕母親的胸上。該朗讀的作家、作家的翻譯者、作家的評論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還超過三十人。
朗讀從6點開始。8點，我覺得脖子酸了。9點，腿坐麻了。10點，吸收能力開始下降，聽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堅持著；我要看看這德國的文學愛好者，能耗到什麼時候！
11點，我的頭不時垂下來，快要睡著了。12點，教堂的鐘聲隱隱傳來，一個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單調的聲音念一段小說；我兩眼發直，頭昏腦漲。
清晨1點，我逃離現場，心裡充滿恐怖感：愛文學可以愛到這種地步，饒了我吧！
他們究竟是幾點鐘散的，我當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個一萬七千人口的小鎮上；這個小鎮有一個圖書館、三家書店、三個畫廊，還有一個表演廳。圖書館的書架是開放式的，隨人進出，免費借書。三家書店規模都不大，但是由於德國書商的電腦聯線系統，任何在書店當場找不到的書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遞到書店；再小的書店，再遠的村子，再冷僻的書，二十四小時之內都可以買到手。目前有七十三萬種書可以購買，書名全在書店裡的電腦螢幕上。
在小鎮中心的表演廳每週節目不斷：話劇、舞蹈、音樂會……。作家朗誦更是不可少的活動。在這個崇智的社會裡，作家依舊有他特殊的光環。小鎮居民在買菜的路上看見作家的海報，於是折進書店買一本他的書——買不到就訂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帶著那本書，在講廳前排坐下，專心地聆聽作者朗誦書裡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裡床上自己看那本書，但是他一定要來這裡看見作家的容貌、聽見他的聲音。最後，他也排到隊伍裡去，等作家在他的書頁上簽下名字。這本書，對他，似乎就有了特別的意義。
（載《百年思索》龍應台）
（简体版）
<一本书的背后>
数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说，在人口八千万的德国有两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东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国大陆有五百六十四家，台湾登记着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书以上的其实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国出版了新书共七万种，相近于中国大陆的六万三千种和台湾的两万种。
德国有四千六百七十家书店，1996年总营业额是九十六亿美元，相近于中国大陆的七十亿美元和台湾的三十二亿美元。
把小说和诗制成录音带或CD的有声书，德国人放在汽车里，一开车就听一段。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有声书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净得工资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书报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买过书，女性却有56％。在工资较高的西德，一百个人中有二十二个人愿意买一本价值超过二十美元的书，在东德，却只有十三个人愿意付这样的高价。
德国的作家和台湾作家一样，靠写作是不能谋生的。诗人出版诗集一般只印个五百册、一千册。散文和小说初版通常是五千册；能卖到一万册的书，就可以称得上是“畅销”书了。
数字勾勒出一个轮廓，但是无法表现一个社会的实质。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玛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者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
克劳斯的书总共有一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一万多个注解逐条检验：不只是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找出每一条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一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滥植的。
这家出版社还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一个面对大众的出版社。克劳斯的托玛斯·曼传记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题书，两千页，面对一般读者。
两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只是数量罢了。出版社拥有什么程度的编辑、如何对待它的作者、如何制作它的成品，是质量的问题，从数字里可看不出来。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时时在检验自己的德国人这几年又开始忧心文学的前途了。畅销小说全是美国作家的天下。德国作家是不是“严肃”过度、与读者脱了节？评论家不断在质问。而数字，又告诉人们文学的领域越来越小：
196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20.4％。平装本占总数的6.7％。平装本中73％是纯文学书。
1993年，纯文学书籍占总书目的13.8％。平装本占总数的16.5％。平装本中44.9％是纯文学书。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纯文学在整体比例中缩减了大约30％，幅度不可谓不小，难怪文化评论者痛心疾首：纯文学不再有大众，只有小众、分众了。
可是数字有扑朔迷离的面貌。纯文学比例降低了，然而总数却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国出版的纯文学书是5243种，1993年却是9303种，人口当然还是那么多。乐观者可以说，虽然电视电影光碟电脑攫取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注意力，德国人阅读的文学书竟然还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异哉。
我倒不惊讶；在这么一个喜欢安静、崇尚深沉的国度里，文学啊，绝对死不了。德国人性格里的认真，在我看来，简直就像豹皮上金黄的斑点，走到哪儿亮到哪儿；是摆脱不掉的胎记。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去法兰克福听一场作品朗读。晚上的节目嘛，不管是音乐会、电影或演讲，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吧。可是这场文学作品朗读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一个小小的画廊里，来了大约三十个观众，其中有几个婴儿像袋鼠一样趴在年轻母亲的胸上。该朗读的作家、作家的翻译者、作家的评论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还超过三十人。
朗读从6点开始。8点，我觉得脖子酸了。9点，腿坐麻了。10点，吸收能力开始下降，听得不知所云——但是我坚持着；我要看看这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能耗到什么时候！
11点，我的头不时垂下来，快要睡着了。12点，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一个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单调的声音念一段小说；我两眼发直，头昏脑涨。
清晨1点，我逃离现场，心里充满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他们究竟是几点钟散的，我当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个一万七千人口的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一个图书馆、三家书店、三个画廊，还有一个表演厅。图书馆的书架是开放式的，随人进出，免费借书。三家书店规模都不大，但是由于德国书商的电脑联线系统，任何在书店当场找不到的书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递到书店；再小的书店，再远的村子，再冷僻的书，二十四小时之内都可以买到手。目前有七十三万种书可以购买，书名全在书店里的电脑荧幕上。
在小镇中心的表演厅每周节目不断：话剧、舞蹈、音乐会……。作家朗诵更是不可少的活动。在这个崇智的社会里，作家依旧有他特殊的光环。小镇居民在买菜的路上看见作家的海报，于是折进书店买一本他的书——买不到就订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带着那本书，在讲厅前排坐下，专心地聆听作者朗诵书里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里床上自己看那本书，但是他一定要来这里看见作家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最后，他也排到队伍里去，等作家在他的书页上签下名字。这本书，对他，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载《百年思索》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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